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恐怕没有比亚尔夫海姆更令他们纠结的国家存在了。

        相比人类社会僵硬的体制、难以忍耐的陈规陋习，窒息的宗教思想控制。亚尔夫海姆几乎可算是天国一般的地方，这里允许国民对时政发表意见，允许对政府提意见，甚至可以公开表示对执政官的不满，这些在人类和兽人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但以上的“自由”仅限于第一等至第三等种族，兽人、人类之类“被统治种族”尽管被允许通过司法程序申诉，但总体上依旧要接受国家管制，任何反体制、反社会的言论都会招来嗅觉灵敏的密探，轻者被刑事拘留或服苦役，重者则会被“重新安置”。

        不光是种族问题，其它方面也是，譬如宪法明令禁止军人干政，偏偏执政官自己就是军队最高指挥官；提倡改变世界，要建立更为平等的新秩序，可这种新秩序是需要用刺刀和大炮去强制推行的；说是开明社会，可史塔西之类的特工组织无处不在，重大议题名义上是评议会审核议定，实际上都是执政官拍的板……

        不管以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法西斯独裁政府，理应受到所有有良知、有智慧的公民的唾弃。可偏偏自诩全世界最文明、最进步的亚尔夫海姆不但接受了这种政体，而且自上到下，包括各种族、各阶层的绝大多数还普遍认可了这种体制，这就叫自由派的左翼人士扼腕不已了。

        “先生们，我们必须承认，民主社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和专制政体共存的。”

        鲁道夫.路德维希.卡尔.菲尔绍摘下眼睛。平静的面孔吐出无奈的话语，俱乐部里的教授、学员们露出忧伤的神色。

        这里是亚尔夫海姆国立大学的沙龙，不论教授、学院还是外来路过的平民都可在此畅所欲言，不论是学术讨论还是针砭时弊，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以自由派为首的左派活动大本营。

        亚尔夫海姆的左派大多由知识份子组成，包括学者、学生、医生、律师等等，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和当局的某些政策——诸如帝国主义、军事优先、扩张主义、种族差别主义、垄断财阀等等存在矛盾，在自己出版的刊物对相关政策多有抨击。在民众中有一定声望。但一直未能压倒保守派和激进派，也不是亚尔夫海姆的主流声音。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当然是执政官的平衡术，通过保持各方势力对比的平衡，执政官可以轻易的居中斡旋。从而顺利推动国政运行。任何一方想要破坏这种平衡都会领教那位大人的手腕。其次则是亚尔夫海姆整体政治氛围趋于保守。指望在广大工人之间发展成员的自由派赫然发现，即使没有国家政策和官方工人组织的干扰，面对广大群众所具有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自由派的观点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最后，对那些经历过苦难，在执政官的引导下过上幸福生活的大众来说，让他们去反对一位并未犯下过失的“有道明君”，本身就存在道德问题。甚至和自由派的核心主张都存在冲突。

        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其追求的是物质条件及精神风尚方面的同质性，却不一定导向自由。自由作为一种带有更强公共性质的道德。先天地为追求它的人设定了门槛——以天资聪颖者和头脑驽钝者为例，前者在获取和领悟自由方面必然更有优势；富裕者衣食无忧，不必终日辛勤劳作，自然有更多的闲暇进行思考和学习，毫无疑问比勤苦的工人更有可能获取自由。而知识和和财富永远不可能按照绝对平等的原则进行再分配的。

        这样一来，人们只要活着就可以享受平等带来的好处。却需要付出诸多努力、寄望于各种内外因素才能取得自由，自由也就很容易被判定为不重要。最极端的情况下。推翻了不平等的旧制度后，知识水平和经济地位依然处于劣势的多数大众会继续敌视少数知识阶层和富裕阶层。这时假如有一个主政者愿意满足多数大众对外部平等性的要求，民众就会兴高采烈地抛弃自由，对给予他们“安定感”和“幸福感”的统治者大唱赞歌，以便享受“安定和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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