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畏惧市民革命的老爷们来说，这种情形一点都不有趣。

        电信技术也是一样。

        过去由贵族出身的权威和专家把持情报传输系统，哪些信息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形式通过哪些渠道发布，全部都要经过贵族的审议，交由王室和枢密院裁定，有时候还要和教会通气协调后才能实施。可一旦决定要全面建设、普及电信技术，光靠官方资本势必力有不逮，吸引民间资本并开放信息网络使用权乃至部分管理权是大趋势。这种“平民与贵族平起平坐”的印象势必会招来贵族的反感，更不要说民间控制的发声管道很有可能为了争夺话语权，抨击贵族，甚至宣传打倒贵族、煽动革命的思想。

        只要看看每年从各国流亡到共和国的“异动份子”有多少，就能明白贵族们的担忧并不是全然没有道理。但因此决定将其定义为“军事机密”，完全彻底的掌握在军队和国家高层手里，决不允许民间对电信网络有一丝一毫的染指，更不允许开放民间资本参与电信网络的建设、投资。彻底将之变为“贵族和军队的玩具”……只能说诸国对变革变得极为敏感甚至是极度过敏，就连运用技术的合理性也予以抹杀。完全是一副贵族主义式思考模式引发的自我中毒症状。

        罗兰不知道这种状况是否也在李林的计算之内，毕竟帝国本身的文明进化方式也有着相当异常的特性，其中某些部分与贵族主义有相当的重合度，现在再想要抽丝剥茧来分析最原始的通盘考虑，显然是做不到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李林乐于见到这种情形，说不定还会暗地里推波助澜，埋下一两颗暗棋，根据需要来调控局势发展。

        对阿尔比昂和公国的僵化思维，他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想，本来思维模式的转变就要比技术进步慢得多，更不要说让一群保守派去接受过分超前到可能影响自身地位和利益的技术。这种事情只能温水炖青蛙，一步一步慢慢来。于是他又找上了拉普兰，试图把拉普兰从帝国阵营里分裂出来，削弱帝国保留电信技术专利的声量，但结果却是失败的比之前更彻底。

        罗兰的想法是，利用拉普兰需要外援的需求，以政治援助和参与技术研发体系为诱饵，将拉普兰的外交策略从“倾向于帝国的等距离外交”拉到“多边外交”的轨道上来。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拉普兰的危机感和求生欲如此深重，对公国的仇视和警戒更是超过了对帝国的担忧，以至于就算清楚帝国不可能为自己和公国公然翻脸，也要孤注一掷赌一把。相比帝国这根眼前实实在在的稻草，共和国和塞雷斯所能提供的连画饼充饥都算不上，最后会被拒绝也只能说是情理之中了。

        说到底，所有问题的根源还是实力，共和国的倡议并不是没道理，其背后的战略也非常合理，但背负着“战败国残党”的十字架和“弱小”的原罪，加上帝国强大的实力和威慑力，就算诸国没有那一堆“自有国情在此”的问题，忌惮于帝国的威慑力，想要将诸国串联起来步调一致的行动，依旧困难重重。

        综上所述，转了一圈后问题重新回到了原点，即要如何跨过帝国这道看上去无法跨越的障碍？

        “那家伙对于这种现象曾有一番评论，他说‘政治学和力学有着高度相似的部分，即质量小的个体围绕质量大的个体运行，而不是相反。小国的生存之道是见风使舵，而不是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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