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人困扰的是。在新技术被证明成功之前，人们要如何能够确信一个突兀的新技术能获得大众认可和接受，带来广阔的市场和应用前景呢？事实是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法能够预知。唯有经历漫长的努力和实践，最终得出可以令人信服的成果之后才能被普遍接受。

        对诸国列强来说，他们根本没那个耐心，也等不起。因为在他们脚踏实地缓慢前进的时候，帝国很可能已经又推出新的技术，并推广运用。为了不被拉开更大的距离，哪怕明知道是饮鸩止渴，他们也只能要求帝国开放新的技术专利，捡起帝国已经淘汰的技术来维持住双方的差距。

        用个不怎么好听的比喻，帝国的技术就是成瘾药物，诸国非常清楚长期服用会造成严重危害，但强烈的戒断反应很可能会致命，更不要说戒断过程的痛苦。所以尽管痛恨帝国，但诸国没有勇气也没有余裕去抗拒名为“新技术”的兴奋剂。

        当然，也不能断言诸国就会一直如此，不会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具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的君主或执政团队，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去尝试开拓新的文明发展模式或典范转移。只是如此一来，他就会一头撞上李林准备的第二张和第三张牌。

        李林的第二张牌便是技术专利，关于这张牌已经说的很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可怕的是第三张牌，对当前的世界而言，对任何有进取心的君主而言，这张牌都有着让他们就此止步甚至倒退保守的魔力。

        第三张牌正是典范转移所引起的生态剧变

        任何时代，人类知识中的任何部分都是互相关联的。天文学与数学、自然哲学、物理学、乃至伦理学和政治学都有关联。哥白尼让地球动起来之后，基于亚里士多德有限宇宙的物理学模型受到了牵连，无法继续成立。但这并不是哥白尼擅长的领域，因此哥白尼对其理论引起的力学问题并不是特别在意，但自然哲学家不得不认真对待，最终到伽利略和牛顿才把分裂的天文学和物理学重新整合起来。而进一步造成的物理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撕裂最终也没有得到弥合，各门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起来，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也受到深刻影响。

        在生态剧变之初，发生的可能是某些环境的新变化，某些物种抢先完成突变而适应了新环境，对于老的生态系统而言，这些新物种就像是外来入侵物种那样肆意繁衍，破坏原先保持稳定的生态链条，同时创造出新的环境。其它物种如果不能及时适应新的环境，势必消亡或者边缘化。

        诸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关系——这些旧环境下的生态都将受到挑战。更适应新世界的生存策略很可能在旧世界中处于弱势，但如果迟迟不能适应新世界最终也难免被淘汰。因此在由典范转移引发的重新洗牌过程中很难找到最优的生存策略，最好的办法可能只是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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