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革命”这一群体行为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以某种思想出现为界限，在此之前的革命大多为被税赋或灾害逼到喘不过气来的农民暴起反抗，也就是所谓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在此之后则多为带有明确政治目的和诉求的革命。充当分界线的，就是由卢梭拉开的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大幕。

        浪漫主义对世界革命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的革命中，除了投机份子，大多数革命者都是浪漫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主张诉求和身上现实主义成份的多寡。

        罗兰和他的父亲李拿度都是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者，但与其父不同的是他从李林那里学到现实主义思考方式，而且还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这就使得他的三观和对革命的看法与其父存在极大的不同。

        李拿度的反抗方式是隐居，让“神意代行者”这一存在消失，让母神失去介入和操控世界的杠杆。罗兰则十分清醒的认识到，不管是旧的世界秩序，贵族和教会居高临下支配国家的体系，抑或李林的新秩序，其本质都是极端保守与抗拒改变的。特别是经历过查理曼与亚尔夫海姆的战争，战后三年与诸国打交道的经历更是让他对诸国“抗拒改变，就连合理性也予以抹杀”的顽固有充分的感受。

        “所以当‘典范转移’的计划浮现在他脑海中时，他首先想到的受众并非达官贵人，而是诸国的商人、学者和百姓。”

        商人对一切能获得利润的东西具有高度灵敏干的嗅觉，学者们则对帝国专利制度妨碍他们追究学术进步感到深恶痛绝，民众既有反感帝国的民族自尊心，又有盲目追随潮流的从众心理，一旦某种事物触发潮流，他们一定会迅速成为拥趸。

        只要由点及面，将“电信技术”的好处宣扬开来，在民间形成潮流，政府就会感受到压力，不管是出于利益垄断还是不把某种潮流抓在手里就会不安的心理作祟，诸国政府都会设法去管控和接触，最终了解这种潮流带来的利弊。之后不管他们是抗拒还是接受，典范转移都会完成。

        “考虑到现状，这也是最可行的办法。”

        “要不要……”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