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纳达如果出事儿，你这个快速反应方案不够完善。从尼克松开始，我们供核档的总统都已经习惯了每次要听‘上中下三策’的汇报，然后选一个。你直接给他一个方案，总统会不满的。”

        这一天，在基辛格的办公室里，基辛格对顾骜拿出来的最新快速响应应对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

        修改意见还不止一处：“这个阿根廷如果被苏联人扇动、出现变故的应对方案，也不行，备选项不够多。”

        顾骜摘掉眼镜，揉了揉鼻梁，一边装累，一边不着行迹地心机：“教授，咱都是自己人了，你应该知道我这几天多辛苦，几乎是不眠不休了，那种注定要被否掉的陪衬方案，何必让我来想呢，你随便找个人，或者是阿卜杜拉学弟，或者别的可靠的谁，搞定不就好了，反正总统先生不会用的。”

        基辛格歪着脑袋想了几秒钟，也注意到顾骜智力快被榨干了，选择了“掐头去尾脱敏后，放手外包”。

        他跟顾骜刚才的这番交谈，言语并不多，但并非外交专业、或者对美国高层深有理解的人，是听不懂的。

        这里就得提到后世基辛格回忆录里的一番论断了：从尼克松总统开始，因为尼克松跟东方智慧交锋了一段，回来之后，就喜欢上了学中国古代兵法那样，军师出谋划策一定要给主公“上中下三策”的选项，然后总统只负责拍板。

        原先的美国总统，也希望下属汇报工作的时候，多给点分析选项，但没这么硬性。而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之后，这几乎是硬性要求了。

        这就导致很多幕僚工作量大增，后来也就随便给很不靠谱的备选方案，满足总统的“甲方情节”。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亲笔写道：“有些安全和国际关系幕僚摸清了总统的脾气后，就往往这么干：A方案是他真心想让总统采纳的方案，而B方案和C方案根本就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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