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井千次先生老成持重，认真不苟，有点学究气。说到眼睛花的毛病，我告诉他中国有句谚语：“花不花，四十八。”四十八岁一定要戴眼镜。这句话他后来问了我足有十遍，并且写在本子上反复地读。在飞机上他和邻座一位女人谈“君子兰”的闲话，也是拿着纸笔，样子像在写论文。两周之内他学会的中国话最多，讲得也最准确。在我知道他的小说以写电子时代的日本人见长，而井出孙六先生则拿手写明治时代的生活时，我暗自以为上帝在安排他们两人的事情时一定打了个瞌睡，弄颠倒了。黑井先生的气质更像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井出孙六，是个生龙活虎般的人，像只上满发条的陀螺，在大千世界飞快地旋转不停。不管几个人同时上街，走在最前面的永远是他，一起游公园，如果忽然丢了一个人，也必定是他。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哪里都去，什么都买，一眨眼的工夫，不知他从哪里又抱了一堆东西来。我们到桂林那天，气温摄氏38度，热得使人窒息。一下飞机他就大叫：“哈！真热！哈！热得发蒙了！”但刚进宾馆，才放下行李，他又跑到街上去了。他热情、开朗。在上海他访问了一位采访对象，回来后就迫不及待地讲他要写的这篇作品的内容。日本民族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精神奋发，勇往直前。井出君在这一点上很有民族特点。在火车上他在闲谈中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发现一夜没有摘眼镜。他嘲笑自己太马虎。我说：“戴着眼镜睡觉好，你做梦可以看得清楚些。”我相信他在梦里也是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到处奔跑的。

        我自以为了解最多的是中野孝次兄和小兄弟宫本辉。

        称宫本辉为小弟弟，是从年龄上讲。他的作品却有着中年人的深思和老年人的成熟。一路走来，不论宾馆的服务员、出租车的司机，一听他是《泥之河》的作者，都睁大眼睛说：“他怎么这样年轻？”后来，我知道了他儿时的坎坷，更加相信“文章憎命达”这句话。好的文章总要和作家的恶劣命运结伴。但是苦难的生活只是使宫本辉目光锐利了，思想成熟了，却没有磨去他的朝气。初见宫本辉，你觉得他年轻活泼，才气横溢，举动上有时像小孩学大人那样装得一本正经，有时又一片天真甚至有点任性。但你不要被这表面的东西骗过了，你听听他关于哲理的一些思考，了解一点他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就会知道他的心灵比他的外表要成熟老练得多。结果就是外在的宫本辉比内心的宫本辉年轻，作家本人比他的作品年轻。这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生活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痕迹总比留在体表上的痕迹更清楚更深刻，我相信，宫本的更强的光辉还在后边，它会更加耀眼，更加绚丽！

        最近我在读《麦子熟了的日子》。一打开书，那情景，那风光，那作者跳动的心，使我感到那么熟悉，以至忘了是在读书，仿佛中野孝次君和我在继续闲谈。我们曾这样由北京谈到西安，西安谈到成都，成都谈到上海。我不知道在其它国家的作家中，我是否也能找到这么多共同语言。

        我们一起参观商品展览会和逛商店，常看到许多昂贵的高级家具，一到这地方他就催我快点走。他说：“这不是我们能买的东西。真给我这样的东西，我怕坐在上边反写不出小说来了。”我说：“鲁迅先生故居里所有的家具加在一起，也没有这里一件值钱。”他点点头，说布莱希特和日本一位前辈作家的书房也是毫无华贵陈设的。我去国外访问，感到最苦恼而又难以拒绝的事就是主人出于好心安排的风景游览和没完没了的宴会。这次要我陪外国作家，我就尽可能领他们看北京的胡同，陕西的窑洞，偏去吃北京小吃和羊肉泡馍，到了上海则去城隍庙坐茶馆。这一点得到了中野最热心的赞同。他告诉我；“总是宴会，接见，参观风景区，太没意思了。我就是要看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这两件事一下就把我们两人的距离缩短了，此后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们谈生活、谈文学，常连说带写一谈四五个小时。

        中野像井出孙六一样，一有机会就单独去逛大街。在桂林他一个人溜到自由市场去，花两角钱买回一只桔子来，而我花八角买回来一公斤。我为此嘲笑他。到上海后，他又一个人出去，回来后立刻打电话叫我上他房间去，骄傲地拿出一叠汉瓦拓片给我看。那样子真像将军从战场回来展示他的俘虏，以此来回报我对他的嘲笑。他是值得骄傲的，这拓片，在瓦当出土的西安买不到，能买到的也很贵，他居然在上海用极便宜的价钱买了一整套来：一个头一次到上海的外国人，实在比我这常到上海的中国人本事大。中野热爱生活，乐于观察和发现新的领域，使他显得比实际上年轻些和健壮些。我和他都是肝脏病患者，所以知道他这么跑动要有更强的热心才能支持。

        没有不散的宴席。人们聚会了，又分开了，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但在我们心中却永远留下了一丝暖意，这就是友情。

        一九八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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