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乾元朝的制度，全国赋税都送交左藏库，太库每季度上报数额，尚书省比部审核进出，而宫中所需。每年按足数拨交大盈库，度支使先奏报全国收入数，再按照比例编算各项追加的额外支出。

        自从天子东幸，内外国库的职能，也随之移到了洛阳，直接向周边各道拨取，对许多人来说，日子就不好过了。于是纷纷使出各种手段来应付、糊弄。

        要是太平年间，或者出于上下权力架构稳定的考虑，还可以含混一些，但是现在是战后，国家到处都要用钱，皇帝又实实在在想做出些，就不免要认真对待起来，至少要进行足够的敲打，好保证这个体系运行的顺畅，于是新君苛薄臣子的怨言，也开始流传。

        “河北豪门长期勾结胥吏，隐匿田户，这些年又纷纷以抛荒，涝毁、兵火为名毁改黄册，以至于战后纳赋的田土不及天宝年的三四，试行摊丁入亩，鼓励乡民举告得赏后，这些年就足足清丈出两万八千倾啊。。。”

        “陛下不是已经昭告各地，那些荫户匿产可自行到官府报备，则既往不咎。逾期发现者皆没官。。。”

        李泌轻轻揉揉额头，前些年他主政，殚精竭虑的为朝廷开源节流，在有限的条件下，整理赋税，促农兴产，裁汰亢兵亢吏，比如专门出台。

        规定逃亡人户的庄田，允许他人耕种，如逃户在五年内归业，其庄田三分交还一分，三年内归业，其庄田交还一半，这种把荒地和逃户结合在一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土地荒芜与人口流徙的问题，

        又如他这些年以设立僧官为名，清理地方寺观，查废天下非敕额的佛寺，禁止私度僧尼。使大量的僧尼还俗，以增加民间的劳动力和赋税人口。对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也严重得罪了从地方到朝中背景的传统势力，让他成为自三朝以来，被弹劾和遭遇“意外”最多的宰相，不得不象前朝那权倾朝野的“名相”李林甫一样，出入必备全副武装的仪卫和车乘，以护得周全。这不能不说说是一大讽刺。

        出台这个告赏制之后，几个尝试出首的，真的得到朝廷赏田后，传统的宗族和门第在民间的积威，顿时被逐利的欲望所打破，朝廷虽然得到一大笔田赋收入，朝野中反对势力和舆论的矛头，也全部集中到了他身上，毕竟这对许多人来说，让贱民告发贵人以得利，已经超出传统政治斗争和派系侵轧的游戏规则，是在动摇上下尊卑有序的阶级秩序，扒骨宰相的名声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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