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睛在眼镜后面俏皮的一闪，仿佛觉得说脏话的自己很有趣似的，该死，他怎么这样好看，说脏话也这样好听。

        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把我当成一个跑腿的小弟，或者一个怪胎。在他的目光里，我仿佛不是站在红灯区的药房里，而是坐在明亮的大学阶梯教室里。他是我在这片泥潭里唯一能仰望的灯塔，是我曾经可能成为、却永远失去的那种人——体面、博学、还有余力去思考哲学。

        “这件衬衫很适合你。”林忽然说，“看起来像个好学生。”

        我觉得外面的毒日头都变成了柔光。我产生了一种可笑的错觉：我和他是同类，我们只是暂时被隔绝在这张玻璃柜台的两端。我甚至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一样，干干净净地坐在冷气房里看书，那该多好。

        “谢谢。”我低声说，脸有些发烫。

        我没敢多停留，怕那点好不容易维持的体面会在冷气里凝固、露馅。我抓起药，转身走出门。

        风铃再次叮当一响。

        玻璃门合上的瞬间，我从倒影里看见自己——一个穿着廉价校服、满身大汗的瘦弱少年，怀里揣着那是用来把男人变成女人的激素，正准备一头扎进那个不仅推石头、还要被石头碾碎的世界里。

        那一刻，林依然低着头看他的书，仿佛从来没有抬头看过我。

        我费力蹬着自行车，努力地忽视胃中弥漫着的沉甸甸情绪。在海滩路尽头的“蒂芙尼”后台，有个人在等这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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