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向安藤的方向。

        “安藤委员，您刚才在讨论‘主权’、‘忠诚’、‘国家安全’。这些词都很重要。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词只有一个：‘活着’。当我躺在那个仓库的水泥地上时，我不在乎救我的人是日本人还是泰国人，不在乎他们有没有‘执法权’，我只希望有人来敲门，希望有人在乎我在哪里。”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她停下来，握紧了轮椅扶手。

        “我父亲现在躺在医院里，因为他相信，也许太天真地相信，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系统，让下一个受害者不用等八天，让下一个家庭不用经历我们经历的地狱。”她抬起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这个提案不完美，我知道。但它是尝试。如果连尝试都因为‘国籍’、‘程序’、‘风险’这种理由被否定，那我父亲倒下的意义是什么？我活下来的意义又是什么？”

        她说完了。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然后，不知从哪里响起第一声掌声，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连成一片。

        小野寺委员长敲了敲木槌，但掌声持续了将近一分钟才停下。

        “感谢滨田女士的发言。那么，我们继续提问环节。下一个，请佐佐木委员。”

        接下来的提问温和了许多。技术性问题，程序性问题，预算问题。尚衡隶一一作答，数据引用精确，逻辑清晰。陈淮嘉在她身后快速翻阅文件，随时递上需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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