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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周后，文冬瑶提出要回学校复工。

        “我总得面对。”她说，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

        走在熟悉的校园林荫道上，感知系统过滤着初春微凉的风、学生们喧闹的谈笑、远处球场的哨音。一切都无b清晰和熟悉。她能分析出空气中花粉的种类和浓度，能捕捉到五十米外两个学生的低声耳语，但这种超常的感知，让她觉得十分新奇。

        来到社会学系的办公楼，走廊里偶遇的同事先是惊讶，继而纷纷露出关切和欢迎的笑容。她一一得T地回应，感谢他们的关心，解释自己“恢复良好”。没有人看出异样，她看起来和平时毫无差别。

        走进那间出事的教室，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那两名争执的学生被辅导员带来，低着头，满脸愧悔和不安，向她郑重道歉，解释那天之后他们都受到了处分，也深刻反省了自己的冲动。

        文冬瑶看着他们年轻而懊恼的脸。没有愤怒。她甚至能平静地分析他们当时的肾上腺素水平、辩论中的逻辑谬误，以及冲突升级的非理X因素。她接受了道歉，语气温和地告诫他们学术争论应保持理X，并鼓励他们继续深入思考那些有价值的议题。

        &光透过窗户，在讲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她缓步走上讲台，手指拂过光滑的木质表面。这里曾是她思维的战场，是她试图向年轻一代传递关于“人”之理解的场所。

        她抬起头，目光仿佛穿透墙壁，看向虚空中那些曾让她和学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那个，再次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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