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是传统政治体制无法化解的政治困境。

        但是，在另一种政治体制下，它是一个政治统治的技术问题，是有解的，是可以从技术上进行解决的，而且有现存的解。

        **与黄炎培先生那段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已经给这个历史问题给出了解答，认为民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的政治实践却失败了，导致了国家的动乱。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要想挣脱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一对多。的技术困境，只能是开辟一条“多对多”的途径，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大民主实验为什么失败，原因在于他没有找到人民监督政府的政治体制，他找到的是人民砸烂政府的“革命方式”。**如愿以偿地砸烂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介。他心目中的特权阶级，他也同时砸烂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他的悲剧在于没有能够在追求平等、打击特权与维护秩序、展生产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民主、人权和法治。**在追求民主主要是下层人民的民主的同时，却抑制人权。蔑视法治，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最终闯下弥天大祸。

        准确地说，**找到了“多对多”的政治力量，但是没有找到如何“以多对多”的恰当方式。

        是不是可以“民权救济威权，威权支援民权”？绕了这么一大圈，无非想说明，政府若想树立自己的权威，中央政府若想树立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威，不应该过于看重那些传统的政治手段，尽管它们有一定的效果。从根本上解决“一对多”的难题，突破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统治技术瓶颈，实现从“一对多”到“多对多”的转换”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充分地开放言论，让人民能够依据法律便捷地监督政府。

        中央政府的权威应该向人民的权利中求，不应该从中央权威的自我循环论证中求。

        当前中国一支同时对中央权威和人民权利构成妨害的力量是特殊利益集团。萧不主张所谓理想化地消除特殊利益集团，这倒不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属于利益集团的一员，而是因为利益集团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都是客观存在的。所谓消灭它们，倒不如说消灭政治。目前的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坐大，比**当年所关注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要强大的多，它们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坐大既妨碍中央作出符合最大多数公众利益的决策，又妨碍中央政令畅通，还毫无顾忌地挤压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利益空间。

        一般性地强调中央权威和简单地呼唤民主，无法形成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有效制约。萧客对此也只有一个模模糊糊地考虑，觉得应该考虑利益集团间的博弈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提利益集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妾者特殊利益集团，是社会上的那些强势集团，比如日后强大的房地产利益集团、能源奎断利益集团等。其实，普通民众也可以成为利益集团。比如说农民工、工人、农民、白领、媒体、渴望生第二胎的民众、主张废除刑法第张条的律师群体、主张待遇不低于公务员的教师群体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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