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沈哲子眼下也不必考虑，不过心内对此也不乏感慨。人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打天下的时候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恨不能推心置腹、割股共食，可是一旦身份转变后，昔日的同袍战友便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仁厚一些的尚能共享富贵、剥夺事权，刻薄一点的那就是相看两厌，不如不见。

        由于东扬军的特殊，即便事功还未兑现，将士们也都是所获甚丰。大业关乃是京口屏障，有张健这样的凶人在外游弋，即便是雄关阻途，京口也都是人心惶惶。这一战直接打垮了张健，解除了京口的兵事威胁，因而近来民间犒军之举也是风行。

        京口这些人家，别的或许稍逊，唯独钱财不缺。在行台封赏下发之前，便有众多人家自发的押运物资财帛往大业关来。在这些人当中，吴人占了很大的比重，热情高昂，简直让人难以消受。

        如今大业关内，已有堆积如山的物资。这一类的劳军物资，沈哲子也无克扣必要，尽数发放下去，每一名士卒所得犒赏都丰厚至极，以至于每到饭时，整个关内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肉香，大锅沸汤猛煮，人人都能大朵快颐。

        当然这一类的民间犒军并不能完全取代朝廷的封赏，毕竟民众的热情是有限度的、间歇的。不过这却给了沈哲子一点启发，如今中枢暗弱，民力旺盛这是一个事实。

        朝廷也不是没有做过集权的尝试，比如元帝时刻碎之政以分割高门事权，明帝平叛后调防诸多方镇，庾亮打压方镇收权中枢，以及屡行屡废的土断，但是这一类的行为短期内或有成效，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猛烈的反扑。维稳尚且艰难，更不要说集中力量北伐收复故土。

        沈哲子无论在做什么，最终的落眼点还是北伐。因而他的想法或是做法便不乏有矛盾之处，一方面增加自家的力量以期能获得更大事权，另一方面则又希望能够维持住中枢的权威，以期能够调动民力准备北伐。

        但在民力、国力隔阂如此之深的时下，想要达成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实在太困难。诚然隐爵和商盟的尝试，让沈哲子有可能有机会去调用更多民力，但想要将这些力量引导到北伐上去，仍然值得商榷良久。

        今次借助行台建立在京口的机会，沈哲子利用商盟和隐爵达成了一些政治目的，比如谋划会稽分州，扶植庾怿执政。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商盟和隐爵过于粗放，终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松散联盟，尚不足以捏合成为那种坐拥经济资本继而进望政治目标的大资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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