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拉尔森坐在他对面的温莎椅上。

        “我听不清楚，但我看得清楚。我想这是我多年来当警察的后遗症——想见到和我说话的人。”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瓦兰德说。

        “也许我应该说，是习惯。你想对我说什么?”

        西蒙·拉尔森深吸了一口气，似乎他需要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

        “我出生于1917年8月，”他说。

        “那是战争结束前一年，一个温暖的夏天。1937年，我开始在隆德的公共检察部门工作，我在60年代来到斯塔德，当时警察部队已经国有化。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可能有重要意义的，发生在40年代。我在托梅利亚工作了几年。那时候，他们并没有那么严格地划定界限——有时我们在斯塔德帮忙，有时他们来这里帮助我们。无论如何，在战争期间的某个时候，人们在离洛德鲁普不远的路上发现了一匹马和一辆旧的大篷车。”

        “一匹马?和车队?我不太明白。”

        “如果你停止打断我的话，你会明白的。那是在秋天。有人在托梅利亚给我们打电话。来自洛德鲁普的某个家伙。他本应该给斯塔德打个电话，但他却打给了托梅利亚的总督察办公室。他想报告说，他发现一匹马拉着一辆大篷车在路上行驶，里面没有人，驾驶座上也没有人。那天早上就我一个人。在我学开车的时候，我没有给斯塔德打电话，而是开车去了洛德鲁普。果然，那里有一匹马和一辆大篷车，但没有人。从篷车里面可以明显看出吉普赛人住在里面。现在我们应该称他们为旅行者，这让他们听起来更受尊敬。不管怎样，他们已经消失了。这一切都很奇怪。天刚破晓，马和商队就来到了那里。7天前，卡塞贝加上出现过一男一女，五十多岁。他把剪刀和刀子磨得锃亮，它们既友好又可靠——但是它们突然就消失了。”

        “找到了吗?”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