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仁还记得赵煦最后的遗言，在弥留之际，他的内心也不希望自己的死因会成为将来后人的笑柄，希望能留下一个好名声。

        杨怀仁心里清楚，赵煦这是在临死前意识到什么了，也担心会发生让他难堪的事情。

        杨怀仁觉得赵煦的要求不算是过分，他也只是希望史官们能把赵煦的死因记录的更合理一些，比如把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列举出来，综合的来描述他的死因。

        但从郎史官的态度里，杨怀仁是完全没有感受到他们会这么记录的。

        杨怀仁明白，像郎史官这样的自负清高的文官，骨子就认为记录皇帝的死因，就应该从病因入手，这样才叫如实记载，这样才叫遵守了他的职业道德。

        但他们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他们所谓的公正，其实是对死者最大的不公正。

        杨怀仁就觉得，一个人的死，除非是战场上那种痛快利索的战死了，即便是因为疾病死亡的人，死因都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疾病那么简单。

        即便是一个得了什么绝症的人，公平的去记录或者评价他的死因，也要从他的绝症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发展到病入膏肓无药可医的，要宏观的去看待一个人的死亡。

        显然郎史官的风格就是从一个病因，就简单了判定了一个人的死亡原因，哪怕这个人还是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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