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万历三十四年，三大殿火灾重建，国库空虚，又从孙隆等苏州丝织业巨贾和以林宏仲为首的广州外贸商借款八十万两。

        承诺增加生丝出口配额，实际支付不足五成。

        第四次，万历四十四年，辽东战事紧急，朝廷又向晋商借银，每户借银五到十万两，合计六十万两。

        承诺以‘边贸特许权’抵债，但实际上开放程度远低于承诺。

        第五次天启六年，魏忠贤辽饷借贷，以松江徐阶家族后裔的江南棉布商和李旦集团的浙江海商，借款高达一百二十万两，如今也并未归还。

        同时，又从以大同李姓、宣府张姓的山陕粮商和运河漕帮借款五十万两，以九边屯田收成抵押。

        但边军军饷和粮草都严重不足，怎么可能给这两者，如今更是分文未付。

        六次总计借银子六百三十万两，实际偿还不足两百万两，欠四百三十万两。”

        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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